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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建飞:为劳动者权益保护事业而奋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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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□ 《法治周末》记者 代秀辉

  “没有改革开放,我的人生或许在另一轨道上行驶,可能到现在还是以临时工的身份不断地变换着工作,在为温饱而谋生计。”

  谈起改革开放,坐在记者对面的黎建飞颇为感慨。

  黎建飞学过木匠、上过矿山、扛过水泥、开过磨床,什么苦活儿、累活儿几乎都干过。

  上世纪70年代末,黎建飞命运的转折出现了。他抓住恢复高考的机遇,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。

  从法学学子到参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者,再到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建言献策的学者,四十年光阴,他总结说,自己的人生受益于改革开放,并最终归于为劳动者权益保护事业而奋斗。

  思绪翻滚,记忆如电影般在脑海涌现。这位投身劳动者权益保护近三十载的长者,讲述起他与改革开放的点点滴滴。

  国家恢复高考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,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,其中就有黎建飞。一个在偶然间听到的消息,让他选择参加高考,由此踏进法律的大门

  “穿皮鞋还是穿草鞋,就看明天喽!”

  1977年12月9日,四川省成都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,挤满了返城的知青。他们正雀跃地讨论着一个话题:高考。

  就在两个月前,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,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,以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。

  未曾想,知青们兴奋中冒出的言语,让坐在同一班车上、只断断续续上过初中的一位磨床工如梦初醒。

  “穿皮鞋还是穿草鞋,就看明天喽!”这些返城参加高考的知青相互鼓励着也调侃着。“他们的意思是,如果明天考上了,就能穿皮鞋,就能当干部;考不上,就得穿草鞋,就得继续当农民。”这让当时还在四川广元山沟里辛勤劳作的磨床工意识到,高考或许是他重新学习,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  这名磨床工正是黎建飞。

  “1979年以前,我学过木匠、上过矿山、扛过水泥、开过磨床,几乎涉猎了除犯罪以外的各种行当,但几乎都是朝不保夕的临时工作。就算进入工厂当磨床工,也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概念。”回忆起那个年代,黎建飞的眼神里有几分凝重:“那时我想读书,也爱读书,但苦于没有机会。”

  22岁的黎建飞决定参加高考试一试。

  “从成都回到广元,我就开始为第二年的高考作准备。为了学习,我向领导申请单独在工具房里铺一个木板睡。”黎建飞回忆,“那位领导的女儿正好读高中,她放学后,我就把她的书借过来抄,一抄就是一夜”。

  1979年7月,高考结果公布,黎建飞考出了323分的成绩,超出重点线13分。

  “填报志愿的前夜,我失眠了。那些年社会上发生的种种,就像放电影一样,在我的眼前一遍又一遍地浮现。”黎建飞回忆:“最终,我决定学法律,其实就是想社会能够稳定和谐,让大家能读书,有工作,不折腾。这成为我学法律的初衷。”

  当年,黎建飞如愿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。

  黎建飞至今还记得当时工友对他说的一句话:“在工厂里,你是一只白鹤,但是大学里都是白鹤,还能不能显出你的白,就看你了。”

  岁月荏苒,回忆求学,黎建飞话语间依然神往。忆及到大学的第一个晚上,走进寝室旁边的临时图书馆,“我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书,我就像一个饿汉,扑倒在面包上”。

  在一段视频回忆录中,黎建飞上大学期间的班主任回忆说:黎建飞入学以后,非常勤奋,完全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里。

  1986年,黎建飞本科毕业,继续留在西南政法学院读硕士,并在毕业后留校当老师。1988年,黎建飞顺利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入学考试,他成为中国第一位立法学博士。

  “高考于我而言,是久旱逢甘霖,让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。所以说,高考对我的人生就是分水岭。”黎建飞动情地说。

  当时,在大学知识海洋里尽情畅游的黎建飞尚不知,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,一场围绕劳动者权益保护而展开的体制改革正在悄然进行。

 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,劳动合同制政策逐渐取代统包分配、以固定工为中心的终身就业的基本政策。

  1980年,上海开始实施劳动合同试点。1982年开始,试点工作扩展到北京、广西、广东、河南、湖北等省市区。

  1986年7月,国务院发布了《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》《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》《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》和《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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