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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我们如何养老

  图为2015年春节前夕,张令猷老人在教授书法。 (资料图片)

  图为乐成国际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到双井恭和苑与长辈们做游戏。(资料图片)

  中国人常说:“养儿防老。”在农业社会,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,都在家庭之中完成,耕地纺织与养老育幼,几乎可以同时进行。但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,单位、企业、社会已替代家庭,成为现代社会养老服务的重要渠道。因此,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中,子女身上承担的孝亲养老功能,就势必要被社会化养老所分担。

  这会带来一个问题:如何在国家与市场的协作下,把子女身上的部分养老功能,以合理的方式和价格,交给专业人士承担。

  而在信息爆炸时代,养老问题众说纷纭。但万变不离其宗,理解中国的养老问题有两个基本框架: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。

  养老保障讲的是我们养老的钱从哪里来,而养老服务讲的是,当我们老了,除了依靠子女之外,我们还有什么选择。那么现在中国社会能够提供何种程度的养老服务?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  中国真的是“未富先老”

  判断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有两个:

  第一、1956年联合国认定,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%时,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;

  第二、1982维也纳老龄问题大会认定,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%,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。

  中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,两个标准同时满足,意味着自1999年底起,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,迄今已近20年。

  中国的老龄化状况究竟如何?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长刘维林概括出三个基本特点:

  首先,中国是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。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数据,截至2017年底,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.41亿人,占总人口的17.3%。

  其次,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。从成年型社会到老龄化社会,法国用了115年,美国用了60年,日本也用了30多年,而中国只用了18年。目前中国每年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在3.5%左右。

  第三,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最严峻。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,人均GDP在5000-10000美元之间,而这个数据在1999年底的中国仅为850美元。这正是中国人“未富先老”说法的由来。

  越是“冷酷”就越是清醒,冷静地指出问题并非是为了引起恐慌,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。这也正是刘维林对中国解决好老龄化问题信心的来源。在他看来,老龄化一方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,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的必然性问题;另一方面,老年人口中蕴藏着的巨大人才优势、老龄产业中蕴藏着的巨大市场潜力,如果充分挖掘,严峻“挑战”就完全可以转变为中国的又一个机遇。

  而中国对老龄产业的顶层设计,也在印证着刘维林关于老龄产业是机遇的看法。过去5年,仅国家部委就出台涉老政策文件100多个。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: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,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,推进医养结合,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。

  早在2016年7月,民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印发《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》,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养老服务体系目标,即全面建成以“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相结合”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。

  中国各地也围绕上述规划纷纷提出了“9073”或“9064”模式,即提倡90%的老人居家养老,7%或6%的老人依托社区养老,3%或4%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。

  可以说,这就是未来可供中国人选择的主要养老方式。那么在今天,它们的发展状况如何?记者对此做了实地走访。

  “一福标准”:公办养老院的标杆

  说起社会化养老,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养老院。记者来到了坐落于北京北三环外的北京市第一福利院,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“一福”。

  现年82岁的张令猷老人,是2010年和老伴儿一块儿住进的“一福”的。张老说,在考察了多家养老院后,“一福”凭借先进的“医养结合”模式、优质的服务和便宜的价格,最终打动了自己。

  而“一福”最打动张老的,在于它是一个学习型的福利院。“有各种班,唱歌、跳舞、棋牌、钢琴、音乐鉴赏,老年人需要什么,老年大学就开什么班。这儿有8台钢琴,6台手风琴,哪个福利院有这样的条件?”张老本人也一直兼任福利院里的书法班老师,义务为老人们上了8年书法课。

  同样令张老感动的是“一福”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。“一福”院长常华从事这一行已经30年。多年来,常华年三十没回过家,每一个除夕都是在养老院度过。每到过年的时候,张老和其他一些有能力的老人都会到食堂,跟院领导、社工、食堂师傅、送餐员们一起包饺子。“这不是干活儿,是感情的沟通。”张老说,“人家伺候我们一年365天,没有休息,包饺子是个机会,跟工作人员和师傅们道个谢。”

  对于像张老等老人们非常关心的“医养结合”模式,常华介绍,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互相独立、自成系统,老年人一旦患病,不得不经常往返于家庭、医院、养老机构之间。而“一福”早在1988年就挂牌成立了北京老年病医院,开创“医养结合”服务模式的先河。如今北京老年病医院已升级为二级专科医院,老年人不出院门就能解决大部分医疗需求。

  从2015年起,“一福”响应政府指示,仅接收优待服务保障对象和失独特困家庭70周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,回归公立养老院的“兜底保障”定位。

  近20年来,“一福”坚持以标准化为支撑,率先在国内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,为行业发展作出贡献。

  对于老人来说,如果护理人员今天热情、明天冷淡,这个勤快、那个怠惰,无疑将给他们的养老生活蒙上阴影,也将给老人子女带来烦恼。

  而有了明确的服务标准,则既能保证服务质量不会因人员流动而起伏反复,也能保证服务施受双方权责明确,避免管理风险。养老机构能365天24小时持续稳定地为老人提供子女一样的服务。“这就是我们这里最高的法。”院长常华指着一套《北京市第一福利院服务保障标准》对记者说。

  2017年底,首个对全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规范的国家级标准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正式发布,而“一福”正是编写单位之一。“一福标准”正在引领全行业规范发展。

  但这家老牌公立养老机构如今也有自己的困惑。老话讲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,养老机构某种意义上承担着久病床前的孝子角色。可比起普通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,他们一方面提供着更为细致周到的护理服务,另一方面又在薪资待遇上相差甚远,人才向民营机构流失严重。作为先行者与改革者,他们也在时常问自己:未来年轻人有什么动力继续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?答案或许在不久的明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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